编者按：与新中国同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发祥地之一。自创建伊始，上外便继承了革命学校的“红色基因”，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后于10月19日赴朝作战，全国上下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因当时在朝抗战的部队急需英语翻译人才，根据国家形势所需，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在陈毅市长的指示下，拟在原有俄语专业的基础上增设英文班，并于1950年11月23日在《解放日报》同时刊登了更名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外文专修学校”的启事与招生简章。最终录取了有英文基础的学员共计90名。
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更名启事及招生简章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校门
上外的“赴朝语文工作队”
在给学生进行一段时间的英语强化训练后，学校开始着手组建志愿赴朝语文工作队。刚入学不到一个月的英文班全体人员和俄文班英文基础较好的学员们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学校最终组建了一支由45人组成的语文工作队（其中9人来自俄语班）奔赴朝鲜前线。
参加抗美援朝语文工作队的同学名单
1951年2月10日，学校为“赴朝语文工作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姜椿芳校长、教师代表、赴朝队员家长代表、队员代表和留校学生代表均在大会上讲了话。
“抗美援朝，每个中国人民都有这个责任，人生的最伟大的意义，就是把一切献给祖国人民！”
——李三白（赴朝语文工作队成员，赴朝时52岁）
“虽然我家庭目前有些暂时的困难，可是先有国，后有家，敌人打垮了，我们往后的日子也好过了！”
——顾邦基（赴朝语文工作队成员）
“我生平从来不曾参加过今天这样伟大感人的场面，我感动得不知要说些什么好……到今天我才体会到做一个革命战士妻子的光荣！”
——汪孟立（赴朝语文工作队成员）妻子
为志愿赴朝语文工作队举行的欢送大会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外文专修学校“赴朝语文工作队”出发前合影
“赴朝语文工作队”的三名女战士
随后，学校派出学校党委委员、总务处主任张沛和英文教师刘玉麟护送“赴朝语文工作队”北上，姜椿芳校长、涂峰副校长亲自带队送到北火车站。
“赴朝语文工作队”出发时的情景
姜椿芳校长亲自带领送行队伍，自学校步行出发至上海北火车站
在上海北火车站的告别场景
“在姜校长率领的送行队伍到达车站后，出现多次悲壮、难忘的情景。队员们到学校不到一个月，可以说是与送行的同学都不相识，但到达车站后赴朝的同学要离开队伍走向车厢时，同学们把他们一个个围了起来交谈、拥抱，似乎与多年老友一样有着说不完的话。汽笛响起，车站值班人员宣布开始登车，送行队伍中不知是哪位同学用俄文高声唱起悲壮的‘共青团员之歌’，全体同学跟着唱了起来，车站上其他旅客和送行的也都一起唱了起来，歌声饱含着泪水和哭声，一遍一遍地唱着，直至看不到列车的踪影，悲壮的歌声仍在车站上空飘荡。”
——梁义彬
（一期毕业学员，曾参加第二批赴朝语文工作队）
1952年初，学校又有4名学生加入到“赴朝语文工作队”队伍，他们是首届俄文班毕业生庄寿昌、裴壮吾、梁义彬、王时凤等四人。
“赴朝语文工作队”中的上外人
蒋之鉴（“赴朝语文工作队”队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一米左右高度的坑道里，坚守了20多天，缺水缺粮，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身边躺着战友的遗体。冒着随时会被机枪和密集炮火击中的危险，他通过交通沟在各个阵地间移动，先后40多次在前线用扩音喇叭向敌军喊话，宣传政策。
陈青（英文班学员）：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著名的金城战役，他在战斗中参与审讯俘虏，帮助我军辨认敌军火力点和阵地情况。1957年夏天陈青在北京学习期间，还曾受邀与社会各界人员一起前往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陈青曾在接受采访表示：“我只是个热血青年，当时也并没有过多考虑战争的危险性，有的是‘保家卫国’的热情”。
陈青（后排左一，英文班学员）在朝鲜金城与中朝战友合影
过觉生（俄文班学员）：入校前有不错的英文基础。语文工作队组建时，他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报名参队。在朝鲜战场上，他负责收听广播，同时负责俘虏的审讯和管理工作，曾经连续三天独自审讯了63名美军炮兵营士兵，对战俘进行政策宣传和政治动员。此外，他还在坑道里亲眼见证了著名的“奇袭白虎团”十三名勇士出征的场面。
庄寿昌（一期俄文毕业学员，曾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秘书）和王时凤（一期俄文毕业学员）被派往秘密驻扎在安东（今辽宁丹东）的苏军指挥部，分别被分配在苏军探照灯团指挥部和苏军高炮师师部指挥所。
“赴朝语文工作队”部分队员（从左至右：黎景昌、过觉生、陈青、凤兆荣、队长蒋之鉴）
梁义彬和裴壮吾（均为一期俄文毕业学员），被分配在苏军空军前方指挥所和雷达探照灯站。身处朝鲜安州苏联空军前方指挥所的梁义彬，主要任务是翻译传达敌机的航向、机型、方位等作战数据。
由于苏军参战的消息当时对全世界都是绝对保密的。梁义彬在战前、战时和战后一段时间内严格遵守保密规定，长期与家人断绝通信往来，家人不知其去向和死活，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为了表彰梁义彬在抗美援朝中的英勇事迹，1953年底华北军区司令部为梁义彬记三等功一次，并向其母亲颁发了立功喜报。
华北军区司令部给梁义彬母亲颁发的立功喜报
“赴朝语文工作队”某组成员给学校的回信
……我们每一同志由此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更坚定了……只有这样，才可使我们祖国可爱的同胞们，给我们母校的同志们得到安心的工作与学习！我们纵然牺牲了一切也是非常值得的，光荣的……
……姜校长在校刊《实践》刊词里说得好：“在应用语文的实际工作中，要使政治任务得到良好的实践。”我们起初还以为我们的语文工作只不过是技术性的翻译而已，事实经过了学习和实践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
……因之我们从自身某些不足的感觉，忠告我们在母校学习的亲爱的同志们更加努力抓紧时间，充实自己，已备党和祖国需要的时候，马上用出来，而且用得十全十美，为祖国为人民争光。我们遥远地祝福你们更好地学习。我们亦会从工作中争取学习，补足我们的不够……
校刊《实践》刊登了“赴朝语文工作队”的某组成员于1951年6月23日写给学校的回信
姜椿芳校长曾在回忆创校的文章中提到，当时上外“学生入学就是参加革命”。上外从诞生之始，就与新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创校初心是响应新中国革命与建设之号召；培养人才的目标是服务国家建设之需要。
在国家需要时，“赴朝语文工作队”队员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顾个人安危，始终把国家的安全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懂英文的负责翻译“联合国军”的电讯情报，审讯和管理美国战俘等；懂俄文的则为苏军顾问担任翻译、传达作战指令和作战数据等。
这段光荣的历史，见证了上外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勇于奉献精神，是上外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实写照，也镌刻着学校始终与中华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休戚与共的时代精神。承担历史使命，服务国家需要与社会发展，历七十余载沧桑，上外，初心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