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幢大楼外景
因承担“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处总处旧址”写作任务，我对这一处革命遗址展开了一次追寻。根据《上海红色文化地图（黄浦区）》和《上海市黄浦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基本信息汇总表》，此遗址地址为四川中路418号。
据历史资料记载，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中国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6月初，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厅主任的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在上海组建中共江苏省委，管辖、领导上海和江苏两地党的工作，陈延年担任首任省委书记。当时，上海的共产党组织遭受极大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在严酷而险峻的形势下，江苏省委坚持开展地下革命斗争，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
为有牺牲多壮志
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开启的地下斗争，进行得异常艰险。
1927年6月25日，上海的三处秘密交通处被破坏，一批党的工作人员被捕。
陈延年
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今山阴路69弄90号）举行会议。中途，获悉又一秘密交通处被破坏，交通员被捕。王若飞当即中止会议，与会者迅速撤离。下午，陈延年担心机关的安全，与省委组织部部长郭伯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等人返回探视。岂料，不到半个小时，警车便呼啸而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楼房。陈延年他们奋力抵抗，最后因寡不敌众，除两名同志逃脱外，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韩步先四人被捕。在敌人的酷刑拷打下，陈延年与郭伯和、黄竞西坚贞不屈，韩步先则叛变革命，指证了陈延年等人。被捕后第9天，即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枫林桥畔被刽子手以乱刀残忍地砍死，英勇就义，陈延年时年29岁。
7月2日晚上，国民党警探根据韩步先的供词，在北四川路，将刚刚出任第二任省委书记才几天的赵世炎及其他十几位同志抓捕。7月19日，赵世炎在枫林桥被敌人砍下头颅，年仅26岁。
危急时刻，王若飞临危受命代理省委书记，直到中共中央派出邓中夏来接任，他遂改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而出席过中共一大的党的创始人之一、原先在湖南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的何叔衡，此时也受党指派来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
腥风血雨，短短的时间里，党的秘密交通处频遭破坏，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壮烈牺牲，这让王若飞悲愤交集，同时也特别提高了组织工作的警惕性和应急性。交通处是秘密工作极为重要的据点，也最容易被敌人破坏，因此，王若飞在四川路、江西路一带重新分散租赁了几处洋房里的写字间，作为地下交通处，并多次变更地点。
1928年1月，邓中夏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由项英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考虑到地下工作的实际需要，王若飞除了再次更换秘密交通处地点外，经过考察，还将四川中路418号楼上设为交通处总处，以便加强统筹。交通处总处由何叔衡主持，对外以蜀通公司作掩护，开展秘密的情报工作和人员接待、转移等工作。
大隐隐于市的交通处总处
不料，此次我去实地采访和勘察时，却没有找到四川中路418号。
大楼外墙上的铭牌
四川中路东侧门牌为双号，西侧门牌为单号。在四川中路和滇池路交界处，双号那里有两幢紧挨着的坐东朝西的建筑，靠南边的一幢白色石材立面的五层大楼，有一块黄浦区2016年7月7日所立铭牌，上面写有：“黄浦区文物保护点：四川中路410—412号大楼”，至于这栋大楼何时建立，有何建筑特色，是否为革命遗址，均无标记。靠北边的则是一幢清水红砖外墙大楼，也有一块铭牌，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17日所立，上面这样写道：“优秀历史建筑：四川中路420号—440号（双号）；滇池路119号。办公楼。爱尔德洋行设计，协盛营造厂承建。1906年建，砖木结构。带有安妮女王复兴风格特征。大楼平面呈‘回’字形，中央狭长天井，四面双坡屋顶。清水红砖外墙。”这块铭牌记有此楼确切的建造时间以及建筑风格特征，而且明确四川中路420号—440号（双号）与滇池路119号为同一栋大楼，但没有标注此处为革命遗迹。
从现场情况看，这里虽然有两幢大楼，可缺了414、416、418号3个门牌。那么，是否有可能在这两幢大楼之间还曾有过另外一栋建筑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第一，这两幢大楼的间距只有两三米宽，即使各自往南京路和滇池路东边延伸，仍然没有足够宽阔的距离，在如此狭小的间距内是不可能另建楼宇的。第二，在上海市城建档案馆或黄浦区房地局档案室，可以查见这两幢大楼相关的建筑资料，包括文字记载和设计图纸，却没有发现建于这两栋大楼之间的其他建筑的信息。
唯有的可能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处总处设在这两幢大楼的其中一幢里。
我在现场踏勘后，排除了“四川中路410—412号大楼”这栋楼宇的可能性。资料显示，此楼为惠罗大楼，由英商玛理逊洋行委托英国建筑师斯克特设计，同样于1906年竣工，系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平面呈矩形状，平屋顶，外墙采用石材贴面，具有古典主义建筑风格。该楼建成后，底层用作商场，有落地大玻璃窗和马赛克地坪，二层以上南部为商场，只有北部作出租写字楼，因而基本为商场用途而非办公。这与有关历史资料中对交通处总处旧址建筑的描述完全不同。
我获得了两份关于交通处总处旧址建筑的文字记载材料。一份是相关部门的党史资料，资料中写道：“该建筑坐东朝西，砖混结构五层，局部六层，以扁圆券、平券、半圆券节奏排列，构成连续券柱式拱廊，横竖向线条交错。中部檐断开，以三角形山花形成构图中心，主入口拱券门斗突出，左右饰壁柱。底层仿石墙面，二层以上红砖墙面，檐口及券心石著白色。”一份是2017年10月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和中华地图学社联合出版、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上海分册）》，在“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处总处旧址”条目下写道：“旧址坐北朝南，砖木结构六层，主面以扁圆券、平券、半圆券节奏排列，构成连续券柱式拱廊，横竖向线条交错。中部檐断开，以三角形山花形成构图中心。主入口拱券门廊突出，左右立壁柱，底层仿石墙面，二层以上红砖墙面，檐口及券心石皆白色。”后一份材料中说，该建筑为六层，坐北朝南。事实上，尽管这幢大楼以五层为主，但确也有部分为六层，而从滇池路那边看的话，也可以说是坐北朝南——当然，既然标明为四川中路，严格地说来应该是坐东朝西。虽然有瑕疵，但这两份材料文字基本相同，一致指向了四川中路420号—440号这幢大楼。我在现场反复观察，确认这幢大楼的确与有关史料中对交通处总处旧址建筑的描述完全吻合：红砖墙面，柱头、柱础、山花、线脚及门楣均为白色，色彩分明，质感细腻；顶部有坡屋顶阁楼，层高出挑，空间轩敞；以扁圆券、平券、半圆券节奏排列而成的连续券柱式拱廊气势非凡；门窗多为半圆拱和浅弧拱，立面上部对应入口的部位作壁柱、山花等精致装饰……这一切正是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安妮女王复兴风格特征，表现出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单纯和稳重。
再看这幢大楼的地理位置，东边是外滩，南边是南京路，北边是滇池路，西边是四川路，地处繁华的商业闹市，交通方便，且毗邻黄浦江、苏州河，水路发达，离北火车站也不远，出入便利，实为优越地段。从大楼的窗口望出去，四川路、滇池路尽收眼底，南京路、宁波路、北京东路、香港路等也都目力可及。所谓“大隐隐于市”，如发生情况，可迅速向各处转移。这都是有利于展开地下工作的，而整幢大楼因全部租给商家、公司用作办公，因此，对外以蜀通公司为掩护也名正言顺。
据此，我作出的判断是：四川中路420号—440号（滇池路119号）这幢大楼，即为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处总处旧址。
多方比对寻找革命遗址
四川中路的门牌号码序列由南而北，南小北大。从四川中路看向此栋楼宇，西南转角到东北转角共有四个入口拱券门洞，三个门洞上均镶有绿底白字的门牌号码，分别是四川中路420号、430号、438号，可以推及，每个入口拱券门洞均可为一个门牌号码，可是，现在唯独西南角的被封闭的入口拱券门洞上没有门牌号码。这倒给了我一个想象空间——这个门头上镌刻有“1906”年份的装饰精美的入口拱券门洞，会不会就应标号为四川中路418号呢？而且，这个门洞位于这幢大楼最南侧，同样构成三角形的居中部分，有独立的立面，每一层楼只有一扇面向四川中路和滇池路的视野开阔的大窗子，如果当时交通处总处设在这个楼上，没有比这更为合适的了。
由此，我想起1928年4月，在这里进行的一项充满惊险而绝对机密的工作。那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讨论和解决，但由于国内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此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江苏省委得到指示后，选出了12名代表，并于4月开始陆续离开上海，辗转前往苏联。此次护送任务就由交通处总处承担，面对险恶的环境、敌人的四处跟踪和盘查，交通处总处负责统筹工作，不断与各个地下交通处进行沟通和协调，根据情况调整行动计划和方案，出生入死，冲破封锁，以最机密的方式、最快的速度将项英、王若飞、徐锡根、郭纯志、姜永和、陈治平、朱松寿、温裕成、蒋云、温少泉、蔡畅和严朴等12名江苏代表以及何叔衡安全地分批送出上海，奔赴莫斯科，参加将于6月在那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话题还是回到四川中路418号在哪里。假如我的推测成立的话，那从大处说，就是这幢清水红墙大楼，从小处说，就是西南角的那个已被封闭的入口拱券门洞。我的判断也得到不少该楼住户的认可。但是，现今为什么没有这个号码（包括414号、416号）呢？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四川中路是1946年之后才改称此名的，以前，从1865年以来这里一直叫四川路，那么，极有可能当时这里的门牌号码与现在的不一致，四川中路420—440号是后来才有的路名和门牌。值得一提的是，同济大学建筑设计及理论专业的董珂先生在其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上海近代老大楼的保护与再生——以滇池路119号为例》中，对该楼地址使用的表述为“位于滇池路119号、四川中路418号转角处”，并称“大楼两部主要疏散楼梯对应于两个主要出入口，即东北角的滇池路119号入口和西南角的四川中路418号入口之内”；而且发现黄浦区房地局档案室所藏该楼1906年的剖面图上，将此楼称为The Tamwa Building（天和大楼），为典型的洋行办公楼；同时还证明1939年该楼各层平面图上标明此楼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地产，查阅1934年上海华资银行统计表，可以得知，此行1934年已设于该大楼内，登记的行址门牌号码为440号。可见，随着岁月流转，路名和门牌变更当属常事。
近日，上海市要求充分发掘保护上海革命遗址遗迹，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更好感悟信仰之力、理想之光、使命之艰、担当之要，更好汲取开拓前进的强大勇气、智慧和力量。既然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处总处旧址已被列为上海革命遗址，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到为了方便人们前往瞻仰，需要一个权威的答案。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以严谨扎实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对历史负责的姿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将四川中路418号纳入原来的“优秀历史建筑”铭牌中，上面的地址可以增加418号。或者干脆按照黄浦区在优秀历史建筑修缮工程招标书上对此楼只标注“滇池路119号”，相应地增加“四川中路418号（今滇池路119号）”的文字。同时，明确标注“此为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处总处旧址（1928）”。第二，可将“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处总处旧址”铭牌挂于刻有“1906”年份的西南角入口拱券门洞上，与左边现有的四川中路420号入口拱券门洞形成序列。当然，我的判断和建议仅为一孔之见，当作抛砖引玉，求教于有关部门和有识之士，大家共同努力，尽快解惑除疑，让人们对这处革命遗址有直观了解和瞻仰机会，并让上海市对红色资源发掘、保护、利用的要求更好地落到实处。
（原载于2020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图片由作者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