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月，青年李大钊在东京留影。
1923年4月15日，坐落于闸北青云路青云坊（今青云路323号附近）的上海大学迎来了一位贵客。只见此人身着长衫，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两撇八字胡既浓又密，炯炯目光之中透着睿智与坚毅。他正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他七度来沪，从事革命活动，在黄浦江畔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反对独裁复辟 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若要追溯李大钊与上海的不解之缘，还须从他在东瀛留学期间参与反袁活动说起。因为他最初两次到访上海即是为声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而来。
1913年冬，年轻的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由汤化龙资助东渡日本留学。经过半年的努力，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深造。象牙塔内的生活原本应该是简单而宁静的，但国内政局的风云变幻，却让课堂里的李大钊坐立不安。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隈内阁向袁世凯政府秘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这桩卑劣的政治交易内幕一经披露，引起留日中国学生的极大震动，李大钊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迅速联络留日学生，于2月11日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任该会文牍干事。救国心切的他挥笔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要求中国政府秉国民公意，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不料，5月9日，袁世凯在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诱下几乎全盘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闻听此讯，李大钊迅即编印《国耻纪念录》一书，以示强烈愤慨。
1916年1月底，为了声援云南护国军讨袁，李大钊从横滨搭乘法国轮船赴上海，开展爱国宣传。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对于青年李大钊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谓之熟悉，上海早在晚清年间即是“江海通津，东南都会”，名贯四海，谁人不知？可他从未踏足沪滨，难免人地生疏。不过，他却对此行依然是踌躇满志。当轮船劈波斩浪朝向东海之滨驶去，李大钊倚扶着船舷，远眺波涛翻滚的大海，心潮澎湃，欣然赋诗《太平洋舟中咏感》。诗中写道：“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其救国图强的雄心壮志可见一斑。在沪期间，他顾不得游览申江名胜，更无闲情逸致游逛于十里洋场间，而是四处奔走，为声讨袁世凯窃国复辟而大声疾呼。只可惜资料阙如，李大钊这次的沪江行迹已不可考，但从他抵沪后写给远在东京的挚友霍侣白的一首诗中，略能体会其当时的心境。“一轮舟共一轮月，万里人怀万里愁。正是黯然回首处，春申江上独登楼。”字里行间浸润着一个爱国青年忧国忧民的情怀。逗留两周之后，李大钊便返回东京。
首次上海之行令李大钊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然而，正当李大钊在上海积极联络讨袁之事时，早稻田大学竟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当时的早稻田是一所政治倾向十分保守的学校。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就是该校创始人大隈重信在第二次出任首相期间提出的。李大钊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骨干成员，其激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言行自然不会为校方所宽容。因此李大钊被开除学籍，“欠席”不过是个借口。
对于早稻田大学的这一决定，李大钊并未感突然，他索性就此中断学业，全力投身于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行径的活动之中。1916年5月中旬，他由东瀛归国，暂留上海。此间，李大钊仍时刻筹划着反袁大计。他在给好友霍例白的信中说：“传闻袁氏备战甚急，此则雌雄之决，仍非出于一战不可也。”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消息传来，李大钊欣喜至极。7月11日，他应邀北上，担任北京《晨钟报》主编，大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
袁世凯政府虽已倒台，但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华夏大地依旧暗无天日。1917年6月，张勋借“调停”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端为名，率“辫子军”进京。未几，张勋撵走黎元洪，宣布拥立前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一时间，黄龙旗取代了五色旗，前清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们拖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就在张勋复辟的当日，李大钊仓促离京，避走上海。
与前两次莅沪时的心情有所不同，第三次来到上海以后，李大钊完全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虽说食宿无忧，但回想起自己辛亥革命以来的所言所行，身处浦江之畔的李大钊百感交集。他一心为国为民不辞劳苦，却不想到头来落得个“国变日……仓黄出京”的结果。“南来栖迟沪，渎日无聊赖。幸有投止之所，不至漂泊旅馆，惟以读书自用，尚足告慰耳。返至于发表言论，今已全非其时，即有所欲言，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在致信北京友人李泰棻时，李大钊发出如此感慨。
“长夜漫漫何时旦？”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但不曾想由于革命的不彻底，却令中国掉入军阀混战的泥淖，中华民族仍然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呻吟。这一次李大钊居沪数月，大部分时间都在思索、总结过去革命“流产胎殇”的经验与教训。其间，他还两度前往南京，会晤好友白坚武，并在白的引荐下，同江苏督军李纯会面多次。双方还商妥赴日考察事宜，后因故取消。11月初，李大钊返京。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李大钊和他同时代的那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苦苦探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时，西方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振聋发聩，使得正处惆怅之中的李大钊为之振奋。他从苏俄革命的成功范例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实现富强的曙光，“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他连续发表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及其意义，并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由此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20年，他在北京创建共产主义小组，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被传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结识孙中山 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党在北方的工作。1922年夏到1924年初，他四度南下上海，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巨大贡献。这其中，李大钊第四次来沪时，与孙中山的数次会面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1922年8月上旬，李大钊离京去往杭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参加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即西湖会议）。在转赴杭州之前，李大钊专程来到环龙路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同陈独秀讨论了关于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式方法问题。
是年8月底9月初的某一天，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叩响了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寓所的大门。守门人问明来者身份后，进屋回禀孙中山。闻听是李大钊一行来访，中山先生喜出望外，赶紧命人将贵客请至书房茗谈。原来，西湖会议作出了中共少数负责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合作形式上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党外联合”转变为“党内合作”。西湖会议闭幕后，李大钊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折回申城。他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多次拜访孙中山。
李大钊自述稿。其中提到他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改组国大党的问题。
行文至此，还须对李大钊首次拜会孙中山的日期作一说明。诸多资料对此的叙述可谓众说纷纭，既有称8月底的，也有称9月的，更有精确地指出是8月23日，让人莫衷一是。但西湖会议是8月30日结束的，李大钊会后才由杭返沪。整个8月份满打满算也仅剩下不足48小时，可供他用来与孙中山会谈的时间似乎并不充裕。或许从《申报》里可以找寻到一些蛛丝马迹。9月2日的《申报》报道了1日午后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代表到莫利爱路谒见孙中山一事。这是一篇极其寻常的新闻稿，但它结尾的那句话倒是令人浮想联翩，其谓：“叙谈约三刻，因有他客过访，遂与辞而出。”难道此处的“他客”莫非就是李大钊？这仅仅是一种推论，笔者尚不敢妄下断言。
孙、李虽初次晤面，可两人却神交已久。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都不足依靠。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他带来了启发和希望，他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兴趣也愈发浓厚。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不仅十分关注《每周评论》的言论，还派戴季陶、沈玄庐创办《建设》和《星期评论》，共同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而戴、沈等人皆与李大钊相熟识。由此可见，孙中山早已对李大钊这位新文化运动巨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积极宣传者相当熟悉。李大钊对孙中山及其革命思想的了解，自更不必说。
因此，两人照面后，略微寒暄几句便切入正题，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展开热烈探讨。畅聊之下，彼此颇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一次交谈尚不尽兴，李大钊接连数度出入莫利爱路孙宅。有一回，二人竟长谈数小时，以至到了吃饭的钟点都欲罢不能。他们每次见面时，宋庆龄都陪在一边。后来每当提起这段往事，她仍记忆犹新：“中山先生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李大钊的儒雅风度与广博学识令孙中山对其赏识有加。在孙中山的心目中，李大钊已是帮助他改组国民党的不二人选。经过几次接触后，他遂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想法。李大钊直言相告：“我是第三国际党员⑴，是不能脱离第三国际的。”孙中山听后，微笑着摆了摆手，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见中山先生如此恳切，加之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已有相应的规定，李大钊便欣然应允。当即由张继为介绍人，孙中山亲自主盟，吸收李大钊为国民党党员。此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等中共负责人，也陆续加入国民党。宋庆龄曾就此问过孙中山为何要如此行事，孙中山的回答是，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1923年1月16日，苏俄特使越飞自北京抵沪，经由李大钊、林伯渠的联络介绍，与孙中山会晤。李大钊与林伯渠也全程参加。谈判整整持续了6天，双方着重商讨了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1月26日，联合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通过这一番活动，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事务上也更加倚重李大钊。
1923年“二七”惨案后，为免遭军阀吴佩孚的迫害，正在武汉讲学的李大钊避至上海。起先他匿居在同乡孙洪伊家里，张国焘还曾到孙宅看望过李大钊。但孙与直系军阀关系密切，李大钊担心长居于孙府会引起外界的无端猜忌，所以仅住了几天就搬到别处去了。幸而没过多久，李接到北京友人的来信，告知他在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旋悄然回到了燕京园。
即便身处危难境遇，李大钊仍不忘促成国共合作。是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登载了他撰写的《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文章既强调了革新国民党发挥其作用，又批评了国民党的以往错误。李大钊指出，国民党过去的一大弱点，就是没有看重群众运动的力量。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下，孙中山下定了改组国民党、联合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民主革命的决心。故而，李大钊被称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楷模”。
诲人不倦 宣传革命思想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提起李大钊时，将他视作“真正的好老师”。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称：“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的确，李大钊时刻都以向青年学子传播革命思想为己任。纵观李大钊后四次在上海的行踪，可以发现他每次都会抽出时间，到校园里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9月3日，他应邀在中华职业学校召开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家少年日纪念会上发表关于青年问题的演讲，号召青年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翌年4月，他又于复旦大学演说《史学与哲学》。
1923年，李大钊三赴上海大学发表演讲。
当然，李大钊去往最多的还是上海大学。这与他曾参与创建上大不无关系。在上大创始期间，他向于右任推荐邓中夏和瞿秋白到校任教。作为上大的常客，从1923年4月到11月，短短半年时间里，李大钊先后3次为上大师生演讲。从《演化与进步》鼓励年轻人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到《社会主义释疑》阐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再及《史学概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李大钊的讲演总是那样深入浅出，热情洋溢，极受学生的欢迎，而且《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将他的演说内容都整理刊登出来，更是扩大了其社会影响。
1923年10月25日，北大注册部贴出布告，内称：“李大钊先生因事请假两星期，所授功课，假满时补授。”当北大学子看到这张告示之时，李大钊已然坐在了开往上海的列车里。他这次前来申城，主要是为了出席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当然，他并未忘记自己除了担任党内的领导职务外，更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园丁、一个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士。
11月7日，上海大学举行十月革命胜利六周年纪念大会，并庆祝该校“社会问题研究会”成立。是日，李大钊欣然与会，作了题为《社会主义释疑》的著名讲演。通篇讲稿不过千余字，却微言大义。演讲中，他一语道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质：“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是使生产成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社会主义制度下做工是愉快的……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上的痛苦。”字字句句有力地回击了当时社会上所弥漫的反社会主义思潮。
1924年1月6日的《京报》刊发了这样一则短讯：“国民党北京支部之民治社，与某社近因接广州孙文来密电，请派代表六人赴广州接洽党务。特于昨日（四日）在某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开全体党员大会，到会者约千余人，主席为某大学教授李某。”
《京报》上所称的“李某”便是李大钊。所谓“赴广州接洽党务”即是参加即将在羊城开幕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的国民党北京支部有6个代表名额，李大钊是孙中山亲自指定的代表，其他5位则由选举产生。《京报》所描绘的就是国民党北京支部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时的场景。经过选举，张国焘等5人当选。
1月5日，李大钊与张国焘等众代表乘特别快车南下。赴穗途中，李、张二人在沪稍作停留，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参与讨论并确定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应取的态度。会上，李大钊报告了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并称北京的中共同志之间团结一致，在对待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分歧。主持会议的陈独秀听后甚是欣慰，随即提议由李大钊、张国焘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用以协调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的行动，李大钊为该小组的负责人。
中央会议结束后，李大钊等继续行程，搭乘火车直奔羊城。列车驶离上海北火车站后，缓缓加速，喧嚣的不夜城渐行渐远。透过车窗，李大钊朝着这座留下他青春岁月与革命历程印记的城市瞥去了最后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