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冯雪峰是左翼文坛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新星，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公认的“鲁迅学”权威。他的经历深深打上了过去那个时代的烙印。丁玲曾说：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他与周扬的恩怨长达半个世纪，他与鲁迅相知相契，是党与鲁迅的联系人，他与丁玲的感情没有结果。新中国文艺领域的大事，基本他都经历了。
冯雪峰的一生是既光辉而又曲折的一生。他1927年正是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经参加过长征，三十年代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为发展左翼文化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不幸，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特务在闽浙赣等地大肆搜捕地下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2月26日，冯雪峰在他的家乡浙江义乌被特务逮捕，押到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我就是在集中营的囚室里认识冯雪峰的。
记得那是4月初的一个上午，一副担架抬着一个病人走进集中营大门，担架上的人头发很长，脸色憔悴。是谁又落入了虎口？我们正在猜疑，同牢的难友郭静唐很快就认出是冯雪峰，因为他们三十年代曾经在上海一起从事过进步的出版事业。冯在押解到集中营以前，曾经在一个囚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里关了一个多月，入狱不久就病倒了，可是残忍的国民党特务没等他康复，就把他押到了集中营。
冯雪峰的身体孱弱，外加生活的极端艰苦，病好了不久，他又患上了肋膜炎，整日疼痛难忍。特务队长却依然驱使他和我们一起从事沉重的劳役。绕着广场长时间跑步是特务折磨我们的方式之一，冯雪峰也被强令加入，我常常看见他用手按着发炎的两肋挣扎着跑，没跑几圈就栽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由于缺医少药，他的肋膜炎日趋严重，疮口红肿流脓，再无力从事苦役。于是，他被迫整天坐在囚室的床头。有时，我看到他在一页纸片上写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写诗，借写诗以倾诉自己心头的悲愤。冯雪峰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出版过诗集《湖畔》，曾名噪一时，被人誉为“湖畔诗人”，许多诗作广为传诵。他在集中营里偷偷地写了数十首诗，有一首诗题为《火》，其中有这样一段：
“火！哦，如果是火！／你投掷在黑夜！／你燃烧在黑夜！／／我心中有一团火，／我要投出到黑夜去！／让它在那里燃烧，／而让它越燃越炽烈！”
诗为心声。冯雪峰要求自己在黑暗无比的集中营里，成为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狱中战友们的斗争道路。
事实正是这样。他毕竟是一个久经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他在狱中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用了个“冯福春”的假名，声称自己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小编辑，与共产党根本不沾边，是被错抓进来的。任凭特务分子的百般审讯，追问，他都这样回答。特务们对他半信半疑，却始终摸不到他的底细。冯雪峰尽管经常在病中，却始终关怀着狱中地下党领导的对敌斗争，通过可靠的渠道，对同志们提出各种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地下党的领导人也知道雪峰是个老党员，遇到重大问题，便悄悄去向他请教。
在黑暗的上饶集中营里，新四军被俘干部是对敌斗争的主力军，以他们为主，在1942年5、6月，曾先后发难了两次集体暴动，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也有些同志（如赖少其、邵宇等），则采取了分散越狱的办法。雪峰体弱多病，对他来说越狱是困难的。但他始终积极鼓励和支持战友越狱，有几个同志就是在他的直接帮助下，跳出了虎穴。
1942年冬，由于敌特始终不了解雪峰的真实身份，又加上他长期疾病缠身，特务对他感到头痛，这年11月，由郭静唐、宦乡两人出面交涉，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帮助雪峰走出了囚禁两年多的上饶集中营。
1953年春，我们几个当年从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同志，一起来到北京苏州胡同宿舍看望冯雪峰，我们都为能在新中国的阳光下相聚首都感到无比高兴。雪峰兴致勃勃，看来身体已比过去健康得多。当时他刚组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另外还兼任了《文艺报》主编等其它一些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心情也很愉悦，我们相约今后能再相聚。不料两年后，政治风云突变，雪峰受到牵连。由于他与鲁迅先生相知甚深，最了解鲁迅，就让他在家里做些校订《鲁迅日记》一类的工作，但不准上班。从此，雪峰在文坛上消失了。
1976年1月31日，雪峰抱憾离开了人世。11月7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骨灰盒上，覆盖上了他终生相依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确实，历史最公正。“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党终于为雪峰洗刷了莫须有的恶名，还他以清白。今日，面对阳光灿烂，一片欣欣向荣的祖国河山，雪峰在九泉之下有知，也许又会拿起写诗的笔来。
（题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