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值此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上外推出“百名党员讲述百个上外故事”，讲述与新中国同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发展历程；讲述一代代上外人传承学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忠诚奉献的报国精神、勤勉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立德树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号召师生党员明理以悟道，增信以强智，崇德以修身，立行以报国。
郑积耀，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上外德语系第一届校友。两次被派往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前后工作十年，历任二秘、一秘、教育参赞。
郑积耀老师
访问德国，推动学校首次海外校际合作
郑老与上外的缘分，说来妙不可言——1956年进上外读书，正值学校从“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他成为学校更名后的首届学生；而当他 1996年退休时，“上海外国语大学”已通过教育部审核，成为进入“211工程”的全国重点大学。
40年，对国家来说经历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对个人来说，则意味着人生路上不可重来的黄金年华。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段壮丽的航行，上外对郑老来说便是那让人想起就会满怀深情的港湾。几十年来，随时光流转郑老与上外一同成长，参与并见证着她筚路蓝缕、继往开来的每一步。
2018年，上外在全球合作伙伴已达410所，遍及62个国家和地区。而在如今上外保存的海外校际交流协议中，最早的也许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份《上海外国语学院与海德堡大学合作交流计划》。时间回溯到近40年前，跟随着郑老的描述，我们似乎翻开了上外第一次开拓海外校际交流的历史书卷。
1978年9月，时任上外德法系代理系主任的郑老经教育部选拔，与来自北大、北外、南大等高校的10余位优秀德语教师一起，组成了第一批中国德语教师团，赴当时的西德（亦称联邦德国）学习考察德语作为外语专业的教学情况。
在近10个月的考察中，他们几乎访问了西德大部分主要城市，并在歌德学院总部及5所分院进修。除了学习考察德语教学方法之外，西德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也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高速公路上排成长队的汽车让我们感到惊讶，心里想我们国家多少年后才会有这样的景象？后来很快，改革开放没多少年，我们国内也迎来了这样的繁华。”
很快，海德堡大学把相关合作意向上报给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和联邦德国外交部。1980年6月，应中国文化部和教育部邀请联邦德国外交部率团访问中国，也到上海访问上外，探讨校际交流合作事宜。1981年1月，海德堡大学负责财务的校务长克拉夫特先生和对外德语学院迪特里希教授访问上外，双方签定了合作交流协议。当时已准备派往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的郑积耀正在当时的国家教委外事局进行外派前的半年实习，他在北京接待了来访的德国客人，“得知对方准备与上外签协议，我感到非常高兴”。
自此，两校每年均派出若干师生互访进修，从最初的语言进修提高，到后来编写教材、开展科研活动等，这极大推动了德语专业的建设发展，也促进了上外国际化的进程。
不能光搞语言，还要开展区域国别研究
1983年起，学校开始由单科的外国语学院向多科性外国语大学方向发展，陆续增设了国际新闻、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法、国际会计、对外汉语、外事管理、新闻传播与技术等新专业，上外成为全国外语类高校中最早推进复合型专业建设的高校。
“关于学校未来的发展，是遵循传统还是寻求突破？校内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最后大家认为，学校在语言文学方面的优势要继续保持，但光有语言技能不能进行深入的跨文化交流，对于学校发展复合型专业，当时学校教职员工是相当支持的。”
郑积耀陪同李鹏总理访德期间游莱茵河
1985年5月，经教育部同意，学校英文译名定为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ISU)。当时在驻德使馆工作的郑老对此印象深刻:“我们的英语校名反映了办学转型后的特色，很有前瞻性，不光关注语言还涵盖了国别区域研究这个概念。我还记得，每当德国人听我介绍上外时，往往要说一句‘这个校名好’。”
1986年，在驻德使馆工作6年后，已经担任“一秘”职务的郑积耀回到学校工作，历任研究生部副主任、教务处处长、学校党委副书记。“刚从德国回来时，胡孟浩校长跟我谈起，上外只搞语言文学不行，也要搞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对此我非常赞同，极力主张学校建立一个‘德语地区研究中心’，把东德、西德、瑞士、奥地利等德语地区国家都包含进去，既研究语言文学，又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校领导对成立这样一个‘中心’非常支持。”
1986年暑假期间，郑老陪同胡孟浩老校长访德。“当时正值上外与海大合作交流全盛期，为肯定胡校长在促进双方合作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海德堡大学决定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胡校长在授予仪式上用德语作了精彩发言，德国人非常激动地热烈鼓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访问结束之后，胡校长去法国和中东地区继续拓展校际交流，郑老又在德国停留了两个星期，辗转奔波为“德语地区研究中心”的成立做筹备工作。
成立德语地区研究中心最好以“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依托，邀请德语地区的知名专家教授参加。为此，郑老首先跟海德堡大学对外德语学院院长（当时已经是副校长）迪特里希教授商量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事宜，得到了对方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接着是解决会议经费的问题，因为之前在驻德使馆分管德方提供留学奖学金的工作，郑老与当地各大基金会关系较好，经过一番努力，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阿登纳基金会同意提供资金，支持德方参会者的往返机票和食宿费，总数约十几万马克，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为了筹备这个会议，我们成立了五人筹备组，前期工作进展很顺利，与海大联合请到了十多名学界知名专家教授，教育部已发文为参会者下发了签证通知。学校还在当时附中的教育出版社大楼里设‘德语地区研究中心’办公室，配备了齐全的办公用品，根据外事接待的需要，还铺上了当时很少用的地毯。与此同时，我们还拜访了东德、西德、瑞士、奥地利在上海的总领事馆，他们都为此感到高兴并表示全力支持，还提供了一大批图书资料。”
“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已经有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想法，付诸了行动”，可惜最后因为政治、资金等原因，德语地区研究中心未能办成，“现在想来还是很遗憾的。”谈起如今上外的发展，郑老很快又释然起来：“如今上外放眼全球，在区域国别领域看得很远走得很快，致力于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对这个目标的实现大家充满期待。”
心血育桃李，倾心扶栋梁
驻德期间郑积耀与德国朋友交谈
1980年初，国家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恢复研究生考试和招生之后，紧接着走出了旨在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向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为落实中央政策和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中国驻外使馆纷纷成立了教育处。
1981-1986年，郑老第一次被派往驻西德大使馆工作，在使馆教育处分管中德两国的教育交流和留学生工作。在他任职的6年里，在德留学生人数从七十年代末的30多人猛增到1200人左右。郑老负责的德国南部中国留学生近500人。
留学生工作并不简单，除了日常的管理和服务外，一些突发事件往往让人提心吊胆。1983年春夏之交，在斯图加特大学学习的7名中国留学生周末郊游时采了野蘑菇聚餐中毒，其中2名严重中毒。午夜12点左右接到电话的郑老和同事自己开车以200公里/小时的速度火速从波恩赶往斯图加特探望，请医院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留学生的生命安全。提起这件事，郑老到现在还能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情绪。
德国人对中国留学生的评价是“最刻苦最努力”“总是最后离开图书馆、实验室的学生”。这些早年在德留学生很多后来成了高等院校教学科研的中流砥柱或国家机关领导人。郑老说起那段经历，感慨万千，“虽然劳累，但是看到大批人才回国后挑起重担，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我感到很欣慰，觉得很值得。” 在任期间，郑老还积极推动促进30多所中国高校与80多所德国高校建立校际合作交流关系。
1993-1996年，郑老再次被教育部调往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出任教育参赞。1990年代初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很不利，郑老和同事们花了近1年时间帮助恢复了90%的中国学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德文化合作交流逐渐升温，两国代表团互访增多，敏锐的郑老感觉到，可以适时拓宽对外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渠道。
1994年10月，郑老应邀参加在汉堡大学召开的全德汉语教学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提高汉语听说能力。会上讨论气氛热烈，大家还提到，德国已经出现了“汉语热”，巴伐利亚州有几所中小学也开设了汉语课，希望中国大使馆教育处关注和推进德国的汉语教学。
这一现象再次激发了郑老对于开设“孔子学院”的想法，在教育处内部的工作探讨中，大家曾经提到“德国人可以办歌德学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办一所类似的孔子学院？”他与曼海姆大学汉语系教师柯彼得博士（Dr.Peter Kupfer）交谈时谈到了这一想法，柯彼得博士立刻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说"为什么不呢？很多德国人尤其是汉学界都知道孔子，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家，用他命名太合适了！"
不久之后，郑老在柯彼得博士的陪同下赴德国中部汉诺威市的下萨克州科教部访谈，那里正准备筹建汉语中心，双方相谈甚欢。几次沟通之后，双方商定了建立“孔子学院”的初步方案，由德方提供教学和办公用房及教学设备，中方选派教师并提供教材和图书资料。
郑老把这件事向梅兆荣大使作了汇报，梅大使认为“这个想法和建议很好，可向国内报告”，随即他们就将上述方案上报国家教育部。看到今日蓬勃发展的孔子学院建设，郑老感到宽慰，当初这一提议也许奠定了些许探路基石。
值得一提的是，“汉诺威中国中心”（下文简称“中心”）后来还是得以成立并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郑老离任大致一年左右，上外另一名校友接任使馆一秘后又继续推动此项工作，并得到教育部主管外事的韦钰副部长的大力支持，中心得以成立。“汉诺威中国中心”的命名还有一个插曲，因中德双方意见相左，后来采用了中、德语两种文本的各自表述，中文文本是“汉语”，德语文本用“Chinesisch”，但平时里就用“China”，后来，大家都叫“汉诺威中国中心”了。
第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球对外汉语大会就在这个中心举办。中心成立活动在北京和汉诺威之间联网进行，韦副部长致辞，这种会议形式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中心协议的德方签署人是当时下萨克森州办公厅主任斯泰因麦耶尔，现任德国总统。
丰富充实的工作履历
谈到自己丰富的岗位经历，郑老谦虚地说：“常常有人说，老郑你调动的工作够多的。我说是啊，但在学校的几个岗位都是两至三年一换，由于时间太短做不出大的成绩。其实哪里工作都一样，不管到哪里，我都会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份工作。”
郑积耀与时任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柏林马克思广场合影
郑老将自己的很多经历归结为“幸运”——小学毕业赶上解放，作为贫下中农子女很幸运地进入名师辈出的浙江省春晖中学就读； 20岁那年考进上外俄语系，成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第一届学生；一年后又被抽选转到西语系，成了上外德语专业的第一届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派送到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四十刚出头调到德法系工作，成了学校最年轻的系主任。“总体来说，我的机遇很好。这是党和国家创造的条件，也是学校培养教育的结果。”郑老笑呵呵地说。
实际上，“幸运”之外更多的是看不到的付出。青少年时代因家境困难跟着哥哥干农活；学生时代刻苦攻读争先进；在“五七干校”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扛大石块铺路不叫苦；多次调动工作无怨言，埋头苦干完成任务……
这40年间，郑老的学习和工作足迹在“上外”“德国”“教育部”几个关键词之间来回切换——学校工作从德语教师到系主任，到研究生部副主任，到教务处长再到党委副书记；驻外使馆从二秘到一秘再到教育参赞。无论身在何处，面临何种挑战和变化，他总是乐观面对。最难能可贵的是，郑老始终庆幸，成为一名中外教育合作交流的见证者和先行者。
“现在学校发展很快，大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我们也许已经跟不上节奏了，但一直在关心学校的发展，希望学校越来越好，愿上外早日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谈及对学校的期待，郑老的祝福一如他的人生经历，朴实无华，情真意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