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53万人民志愿军勇赴朝鲜，他们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来自上外的44名青年学子奔赴前线。在他们的背后，是被泪水和汗水浸透的光辉过往，是被正义和信念驱使的难忘岁月，亦是热血男儿的璀璨一生。对旁观者来说，历史是一段在书本图画中描绘的故事，但对于亲历者，却是刻在骨血中的经历与感悟。
上外推出“朝鲜战争中的上外人”系列人物专访，让我们一起走近这群可敬可爱的人，通过他们的文字或者口述回忆，回顾历史并领略他们当年的英勇事迹，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主义精神。
梁义彬手持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勋章
国难之际赴水火，舍生取义求大同。
作家张晓风说：“真英雄何所遇？他所遇到的是全身伤痕，是孤单的长途，以及愈来愈真切的渺小感。”当上外的英文班学子抗美援朝的壮举广为传颂之时，俄文班的英雄们赴朝参加中苏合作防空斗争的故事却鲜有人知。而真正的英雄经得起称颂，也耐得住寂寞，或许正是因为沉寂已久的渺小，才让他们在比照中显得更为伟大。
对俄文班校友梁义彬来说，赴朝作战的一年零三个月日日夜夜在他的生命长河里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从初为志愿军的欢欣喜悦，到前线经历的惊心动魄，再到回到祖国的热泪盈眶，这段日子也反复出现在梁老此后一生的感慨与回忆中，成为永恒的记忆。
难忘的战斗岁月
——入朝一年三个月的日日夜夜
上外一期校友梁义彬
图为梁老的部分徽章
入朝参战，踏上抗美援朝之路
1952年5月3日，我随军委防司副参谋长梁军为首的一批干部离京北上。到了安东，我被带往苏军航空兵师部。那里已经有位军官在等我，他是安甫赞夫少校。他奉命去朝鲜建立前方指挥所并任主任，今晚就要出发。同去的还有两名领航员，和他一起负责日常指挥。指挥所已由先期派出的标图员、电话员等前去筹建。指挥所附近有一苏军雷达站，由他们提供空中情况，他还谈到建立前方指挥所的目的。以往苏空军的对空作战都由安东的师指挥所进行。由于美空军活动加剧，使得指挥中时而因通信不畅，甚至与飞行员联络不上而贻误战机。现在在朝鲜设立前方指挥所，我机起飞后的引导、作战指挥，将全部由前指负责。这样就保证了无线电通讯顺畅，且更便于对飞行员的指挥引导。
1952年5月4日傍晚，我们离开师部出发。由于白天美机在鸭绿江上空活动频繁，不时对江桥和车辆进行轰炸，所以去往朝鲜的车辆一般都在天黑后出发过江。我们到达江边码头时，已有几十辆车在那里隐蔽等候。由于鸭绿江大桥已被炸毁，只能从旁边的便桥上通过。在等候过江的一段时间中，我下车站立在鸭绿江边遥看对岸新义州的土地。只见一片断垣残壁，没有一幢完整的楼宇。新义州，这一朝鲜边境城市，一片黑暗，成了废墟。
晚23：45，车启动了，我由此离开了祖国。便桥不长，不到10分钟我们就已经踏上了邻国朝鲜新义州的土地了。渡口有10多名人民军战士在守卫、指挥。在他们指挥下，我们的车很快驶入公路向南开去。司机曾多次去过朝鲜，但对去我们新建指挥所的道路并不熟悉。开始还顺利，但在驶出介川、龟城后，司机就不认识路了。主任让停车，取出地图让我下车向过往的司机问路。地图是俄文的，而地图上俄文地名有些不仅和中国地图上的叫法不同，而且与朝鲜叫法也不同。我们要去的地方中文叫博川（这是我到后几天才知道的），而俄文叫黑古山（Хаkусан）。我拦了来往10几辆车，没一个司机知道这黑古山在哪里！问了1个多小时，总算碰到了一位志愿军的中年军官，他拿起地图对主任所指的位置分析了一会儿，又听说那里有个苏军新建的雷达站，他不太肯定地向司机指出我们应去的道路和方向。这样，总算在天亮时找到了我们的指挥所。
图为航空指挥所的学习资料
美军第二次登陆战阴谋的破产
图为梁老的立功喜报
停战协定的签定——回国
1953年7月27日下午，我们从无线电中正式接到停战协定已在当日上午签字，让我们立即撤离的通知。主任随即下达撤离命令，我把随身用品装了一个旅行袋，指挥所的装备也仅装了一个大箱子。倒是雷达站比较复杂，几个小时后才收拾停当。就这样，当晚8点，我们即离开朝鲜回国了。
“我可能是
空军翻译中入朝时间最长的一个”
从1952年5月4日入朝，到1953年7月28日晚离开朝鲜，29日回到祖国，我在朝鲜一直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但安东防空司令部把我留了下来，后我们华北防空司令部一再要求把我调回，我才于53年11月调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