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上海外国语大学44名有着热血赤诚和革命担当的青年学子，组成“赴朝语文工作队”奔赴战场；此外，首届俄文班的5名毕业学员也相继被单位派往前线。
即日起，上外推出“朝鲜战争中的上外人”系列人物介绍，让我们一起走近这支“赴朝语文工作队”，通过队员们的文字或者口述回忆，回顾历史并领略他们当年的英勇事迹，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奉献主义精神。
蒋之鉴校友，1950年入校，英文班学员，“赴朝语文工作队”队长。曾参加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一米左右高度的坑道里，坚守了20多天，缺水缺粮，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身边躺着战友的遗体。冒着随时会被机枪和密集炮火击中的危险，他通过交通沟在各个阵地间移动，先后40多次在前线用扩音喇叭向敌军喊话，宣传政策。
赴朝语文工作队”部分队员合影（右一为蒋老）
以下文字来自蒋老所撰写的《心潮澎湃忆当年——我参加的抗美援朝翻译与战斗的4年》，刊登于《校友通讯》（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二期北京校友分会编印）
我参加抗美援朝翻译和战斗的4年
蒋之鉴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后，因志愿军主要面对的是美军，急需英文翻译，故中央军委向上海要懂英文的人员，为此，原华东革大上海俄专急招英文中级班的学员。我当年24岁，正值血气方刚，解放后在1949年12月就参加了共青团，又有一定的英文基础，故即报名参加。
英文中级班共招收了70多名学员，仅一个班级。我担任班级的团支部组织委员。进校一周后，教务主任张沛找我们团支部3名干部谈话，要求我们发动同学积极参加抗美援朝。经过一周发动后，已有10多名学员表示愿意参加。于是校领导召开全校大会，教务主任陈东明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最后鼓动大家：“谁愿意参加抗美援朝的，请到台上来！”一下子就有60多名学员争先恐后地拥到了主席台上。
抗美援朝纪念徽章
大会结束后，有44名学员被批准参加抗美援朝，我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到北京报到后，我被分配在第12军军部，跟着前来接应的同志，到军部所在地河北省束鹿县辛里集镇。我在军政治部敌工处，担任敌工助理员兼英文翻译。休整了四五天后，随部队出发，坐火车到达辽宁省宽甸县城，次日步行到位于鸭绿江边的宽甸县长甸河口。
第二天，我们高唱《志愿军战歌》，踩着由木船搭成的浮桥，跨过了鸭绿江，不用护照、不用签证地进入朝鲜。经过10多天的步行军，到达了位于朝鲜中部的谷山地区驻扎。休整了几天后，随部队开始了第5次战役，志愿军一直打到南朝鲜的首府汉城。
我在朝鲜的主要工作是：第一，开展政策攻心，瓦解敌军。散发宣传品——《俘虏政策》、《安全通行证》，宣传我军宽待俘虏，向美军宣传：“迷途知返”：你们远渡重洋5000里来朝鲜，不要再为大资本家卖命，应立即退出侵略战争，不要再作无谓丧身，全家人都在急盼你们早日回家团聚，并列举开战以来美军已伤亡多少万人等数字。我军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宽待俘虏，有伤有病的给予治疗，等等。
第二，阵前喊话，就是到阵地前沿，用高音喇叭或者一般喇叭，用英语向美军喊话。并在部队休整时，通过连队的文化教员，教战士们用最简单的英语，向美军喊话，主要内容是：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或者是你们战斗失败了，赶快投降，缴枪不杀，我军宽待俘虏。
第三，审讯和教育美军战俘。凡是下属部队抓到的俘虏，均押送到军政治部敌工处集中审讯、看管。经我前后审讯和教育的美军战俘有80余名，除涉及军事秘密外，有2名美军战俘给我印象较为深刻，一名是美空军少校中队长戴维，他的前额有一小撮白发，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审讯后，警卫员来报告说：“戴维坚持不吃饭。”我即把戴维叫来，问他：“为什么不吃饭，是否要绝食？”他说：“不是，因我从来不吃只有一个菜的饭。”我本着俘虏政策对他进行教育，解释说：“你误会了，给你吃的饭、菜，是与我们完全一样的。”他回到看守处后，眼见与我所讲的事实完全一样，才释然。过后，他的态度大有改变。
另一名是美陆军中士麦特生，原是大学生，通过我对他耐心教育20多天，在遣送他去战俘营的当晚，他主动表示，待战争结束释放回国后，一定将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以及在这场战争中所见所闻向有关各界作如实的宣传，愿当一名“和平人士”。
第四，遣送俘虏。一般集中俘虏达到10人左右，即押送至鸭绿江边的壁潼战俘营（POWCAMP）。鉴于美军将整个朝鲜划分为A、B、C……战区，每个战区白天都有4架F86战斗机进行巡逻、轰炸、扫射，夜晚派有B26轰炸机进行巡逻。因此，我们押送俘虏的汽车均在晚上行动，还须严防暴露目标，汽车只能开小灯，尽量不开手电筒。有一次我在晚上押送战俘到壁潼战俘营的途中，遇到美军B26轰炸机发现志愿军汽车的灯光，即投炸弹和机枪扫射，我们的车立刻靠山边停下，不料炸弹已近距离迎来，弹片炸射四方。
待空袭过后，开车继续行驶，驾驶室里有驾驶员、副驾驶员和我，副驾驶小沈坐在中间，一动也不动，我以为他睡着了，过了一会，我再推摇他仍然不动，我就叫驾驶员停车看个究竞，只见他的后脑有个不大的洞，正在流血，再看，驾驶室的后窗玻璃已被打穿，原来是弹片穿过驾驶室正后方的小窗，打进了他的后脑，以致副驾驶员小沈同志当场光荣牺牲了！在朝鲜战场真是前方后方不分，立体战争就是如此。
《校友通讯》第34期
1952年10月，我随部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上甘岭位于金城地区西侧，是五圣山主峰五个高地总称。当时，其中的3个高地已被美军占领，且地势居高临下。另外的537.7和597.9两个高地，由志愿军坚守。由于上甘岭是五圣山的主峰，如被美军全部占领，可向北直泻而下，夺取距离50公里的金化地区，由此可以达到在停战谈判时要求在39线作为停战军事分界线的目的。因此，上甘岭作为一道屏障，将美军阻拦在三八线，实属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
1952年10月14日，美军发起了“金化攻势”，进攻由志愿军第15军防守的上甘岭阵地，该军坚守了17天，因伤亡较大，故由第12军31师于11月1日接防。我随“军前线指挥所”也到达了上甘岭阵地。美军所占领的3个高地居高临下，而且美军在上甘岭周围布置了射程有20公里至40公里的5个榴弹炮群，每群有5门炮，不分昼夜地轮番向我军开炮；同时有B26、B29轰炸机进行轰炸封锁。高地上都是熏黑的岩石化灰土，造成整个高地标高下降了2公尺。
由于敌人的封锁，我们向山上运送人员和物资极度困难。我们就通过由战士们挖的深约1米的交通沟，利用敌人开枪开炮的短暂间隙，沉着、机智地通过封锁钱，向坚守在山上坑道里的志愿军运输弹药和生活给养，当然，数量十分有限，且伤亡较大，从而造成山上经常缺少弹药、粮食和水。
在山上，除了要坚守阵地外，最困难的是喝水。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许多战士在下山取水的途中牺牲了，因此首长要求多送苹果、萝卜，然而，多吃苹果嘴巴发甜不能解渴，所以萝卜更受战士们欢迎。
为了瓦解敌人，上级命令我到第一线向敌人喊话。我就跟随从连队来的通讯员到前沿阵地，出发前通讯员特别关照我，一定要紧跟着他，因为敌人的开枪开炮有一定的规律，他熟悉敌人每一阵炮轰和每一棱子机枪、子弹后，大约间隔多少时间，他前进我前进，他卧倒我卧倒，这样就可以避免伤亡。于是我就在通讯员的带领下，经过几十次的前进、卧倒，终于通过了封锁线，来到半山腰最前线的坑道里。
坑道也就是战士们挖的高约1米，宽约半米的山洞。因坑道本来就比较狭窄，再加上里面存放着弹药和生活给养，以及堆积着牺牲战友的遗体，空气稀少，我只能爬着进出，前后开展了十七八次向美军喊话。
我在朝鲜参加了第5次战役、金化战役等战役中，要数上甘岭战役最为艰苦、壮烈，一是面对装备占优势的敌人；二是战斗十分频繁；三是我军伤亡也较大。但指战员们不怕牺牲，英雄人物众多，如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在一天的激战中歼灭敌人280多人，荣获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的称号。
经过43天的上甘岭战役，于11月25日，在志愿军第15军及第12年31师91和93团、34师、35师指战员们坚守阵地、顽强战斗、击溃敌人无数次轮番进攻的情况下，以我军坚守的胜利，敌人进攻的失败而告结束。为整个朝鲜停战谈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时3年零33天的朝鲜战争
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
签订了“停战协定”。
7月29日该停战协定生效。
此后，我随部队又转驻守了朝鲜的许多地方，曾荣获朝鲜人民政府授予的军功章，以志表彰。直至1954年11月我转业到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