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与新中国同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发祥地之一。自创建伊始，上外便继承了革命学校的“红色基因”，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
每年的9月30日是国际翻译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上外校史，走近那群为我国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做出杰出历史贡献的上外人。
经典著作翻译是翻译界的皇冠，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能摘下这颗明珠的就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以下简称中央编译局）。在中央编译局创建和发展的67年历程中，有一支从上外走出来的队伍，以姜椿芳同志为首，堪称中坚力量，对此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历史贡献。
受命北上，创建中央编译局
上海外国语大学创建于1949年12月，首位校长是我党著名教育家、翻译家姜椿芳。建校伊始，姜校长就以服从革命需要，加快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立校之本，教育学生要牢记国家使命，掌握外语工具，为党和人民服务。在创建初期两年多时间里，姜校长不仅负责学校全面工作，还亲自为中、高级班学生上翻译课，作翻译示范，讲解翻译原则与技巧，为学校培养1000多名学员，组织了两支令后人敬仰的红色队伍：一支是响应国家抗美援朝伟大号召，前往朝鲜战场的“语文工作队”；另一支是接受党中央战略使命，前往北京的马列著作“翻译国家队”。后一支队伍由姜椿芳校长亲自带队。由此奠定了学校建设的红色基因和发展方向。
1952年，老校长姜椿芳受命北上，赴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主任。1953年初，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党中央决定斯大林著作翻译室与中共中央俄文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任命师哲为局长，陈昌浩、姜椿芳为副局长。上外一期学员中有10位同学和原在中央俄文翻译室的顾锦屏、周亮勋等校友，也随姜校长一起调入中央编译局。之后，又有不少上外毕业生先后分配到编译局来工作。从此，以老校长姜椿芳为首的这群上外人就成为中央编译局里的中坚力量！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门前合影，存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史馆
攻艰克难，编译三大全集
根据中央要求，中央编译局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三大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这是三大全集第一次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也是我党第一次全面译介马列主义系统理论。作为党的建设宏大的基础工程，任务光荣，责任重大。翻译马列著作不像翻译文学作品，其涵盖的知识面更宽更广。编译局上外校友董荣卿后来回忆说：“马恩列斯著作的内容包罗万象，上涉天文，下及地理，通古博今，人文、美学、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无所不猎，要把他们的著作译得意思准确、文字优美、语句流畅，让读者看得懂，读得进，可不是件易事。” 但当时像一、二期学员这样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俄、汉语水平有限，文化科学知识平平，“要完成这样重大的任务，难度很大”。而且三大全集都是大部头理论著作，翻译过程苦涩而漫长。这些都是考验！
老校长姜椿芳在上外校友董荣卿和王燕华的婚礼上，这样勉励编译局的上外人：“你们要安下心来好好工作，在编译局生根发芽，生儿育女，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事业”。“把一生献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事业”，就成为编译局上外人的使命诺言！他们在这里勇敢接受考验，开始一生的“苦难行军”，锻造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世纪50年代是编译局的“黄金时代” 。“在几个局长中，姜椿芳同志的工作担子最重”，老局长师哲说，“交给他任何工作，他总是不声不响认真地完成，从不挑拣”。为了年轻人的学习成长，他四处联系聘请专家来开办讲座，举办汉俄语法知识培训，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制定翻译计划、翻译程序和集体翻译制度等等；为了统一翻译风格与标准，他组织召开业务研讨大会，确定原则，制发文件；为了严把翻译质量关，他亲自执笔担任译文和全集的定稿工作。事无巨细，关怀备至。
翻译场景还原，展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史馆
上外人不负厚望，在具体译校过程中，他们精心阅读马列原著，查找各类背景资料，摘抄注释卡片等等，从读懂弄通入手，逐字逐句地抠，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有时一本书要抠一年。写出初稿后，还要交互校译，决不放过一点瑕疵。有重大问题还要提交大会讨论审定。校友姜其煌回忆说，那真是一段“人人发奋”“专心翻译，培养人才，人们之间关系融洽向上，学术空气浓厚的黄金时代”。校友顾锦屏说：“那时办公楼里经常是整晚灯火辉煌，每个人都激情燃烧，斗志昂扬！” 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中央提出要加快《列宁全集》的翻译出版，局里决定集中全局力量加快《列宁全集》的翻译，争取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全局同志深受鼓舞，日夜奋战。姜校长也同年轻人一样，经常挑灯夜战，彻夜通稿。“他的言传身教给全局同志以莫大鞭策和激励。”翻译进度也大大提高。至1959年，“在全局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在国庆十周年时全部出版，党中央给予了表扬。”
在此期间，老校长姜椿芳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中译外的工作。1959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中央要求尽快把它翻译成外文。这项工作由中联部主管，姜椿芳具体负责”，“他为组建翻译班子竭尽全力，亲自与有关部门商议，请来一批翻译高手，先后组建了俄、英、法三个翻译组，还亲自主持毛选第四卷俄译文的审定工作。”
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中央编译局又开始《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工作。这一次，《列宁全集》的卷本收集更加全面而浩繁。母校上外也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援。上外主动承接了编译《列宁全集》第53卷的任务，专门设立“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集中全校俄语力量来进行，并制订了严格的操作程序，按要求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编译局还向学校参与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同时，学校还为编译局翻译和校订了《列宁文稿》、《回忆列宁》、《列宁年谱》等10多部著作，字数达千万以上。这些著作在全国出版以后，都有很好的影响。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友翻译的《列宁全集》，由校友顾锦屏捐赠，存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史馆
中央编译局有一句口号，叫做“出书出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起，经过中央编译局的努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陆续翻译出版，还翻译出版了一大批马列经典选集与文摘。仅20世纪50年代，就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10多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13卷，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急需，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宣传、大传播、大学习、大普及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三大全集翻译出版，“向全世界无声地宣告新中国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决心与信心。”
经过三大全集的翻译实践，编译局成长起一支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国家队”。其中不少上外人从初级翻译成长为中级翻译、高级翻译，直至资深翻译家。上外校友顾锦屏后来成长为中央编译局常务副局长，周亮勋任马恩室主任，岑鼎山任列斯室主任，何宏江任列斯室副主任，有11名校友荣获“资深翻译家”称号（顾锦屏、周亮勋、岑鼎山、张舆、冯申、孙开焕、董荣卿、王燕华、何宏江、汤钰卿、傅子荣），在编译局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的4人中，有3人是上外校友（岑鼎山、顾锦屏、周亮勋）。
上外师生原创音乐剧《一生心译》，讲述上外学子在创校校长姜椿芳的感召和带领下，赴京从事马列著作编译事业、皓首穷经奉献一生的故事
把一生献给马列经典翻译传播事业
校友顾锦屏在回忆当年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的情况时曾说过，“由于当年出版《列宁全集》大多数没有署译者的名，（上外）一、二期校友具体参加哪几卷工作今天己无法确定”。但就是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人，不为名，不为利，只为马列经典著作翻译传播，甘于寂寞，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默默奉献，直至自己的生命。近年来《光明日报》曾连续撰文报道中央编译局优秀翻译家群体，其中讲到编译局里几位上外人的事迹，令人十分感佩而动容。
《光明日报》 2011年06月26日 头版刊登《一群人 一辈子 一件事》，报道中央编译局优秀翻译家群体，其中介绍了多位编译局里上外人的感人事迹
校友岑鼎山，是“资深翻译家”，被认为是局里“最优秀的定稿员”，但“最后倒在翻译桌上”。同事们说他“就是靠一杯浓浓的茶，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来提神，完成他一天一万字的校订”。他的房间里终日烟雾缭绕，“不开窗根本走不进去”。“他本来可以有自己的兴趣，会唱歌，喜欢弹琴。但一干起工作就什么都没有了。” 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翻译出版《列宁全集》的第二版，他是总定稿人，责任重大。结果“《列宁全集》编完了，他的病也来了”，后来同事去看他，痛心地说，“那个瘦的呀！”
另一位上外校友、国内马列经典著作权威翻译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周亮勋，虽办了退休手续，但退而不休，还是继续负责译文校订，还和年轻同志一起加班加点。2005年的一天，他在局里开会研究稿件，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门口。送到医院紧急开颅手术，术后丧失记忆，有人问他，你与老伴是怎么结婚的呀？他想不起来了，唯独记得工作，在病房里还喊“开会，开会！” 还问“稿子？我的稿件呢？” 稍好一点，又想要“逃”出病房去工作。最后出不了医院，看不成稿件，老人就在病床上哼唱《国际歌》，直至哽咽失声……。报道说他是“唱着《国际歌》，憾然离世的”。同事们痛惜啊，“老周的去世是我们马列部的一大损失。” 岂止马列部？对中国马列经典著作翻译传播事业都是一大损失！
而顾锦屏，这位曾经的编译局常务副局长，看着一起来的校友逐渐离世，他仍未改初衷，退休后仍然承担一些重大研究课题，文章称他是“一位至今坚守在岗位上的老人”。年轻人说他“天天都来，你可以随时请教他”，同事们说他，“天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工作，周六、周日也来”，一辈子也放不下事业。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代圣人立言，笔重千钧”。
报纸感慨，“就是这样一群拼了命的群体，成就了‘我国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中的大事'” 。
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上外校友，展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史馆
三大全集出版，煌煌宏篇巨制，煜煜思想光辉，背后站着的是一群默默奉献的人，其中就有上外贡献！毛泽东主席说过，“如果没有翻译工作者的努力，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陈望道翻译了首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丶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希望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件事“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编译局老局长师哲曾对翻译工作者有个形象的比喻，他称誉姜椿芳为“沙漠里负重的骆驼”。这也正是上外人的集体群像：在中国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历程中，以老校长姜椿芳为首的上外人甘愿成为“负重的骆驼”，在马列经典著作三大全集翻译出版的荒漠中坚守初心，坚韧不拔，默默耕耘，一步一个脚印，踏出硕果累累、万紫千红的春天！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负责翻译《联合国概况》的中文版，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在刚刚出版的《联合国概况》上签名，存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博物馆
今天，上外人向老校长和前辈校友致以崇高敬礼，并接过前辈接力棒，把老校长当年栽下的“翻译学”幼苗不断培养壮大。2003年，上外在传统外语教学的基础上，向全球最高翻译教学标准对标，成立了高级翻译学院，把“翻译学”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2005年11月该院的教学成果成功获得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的最高评级，并获全球“一级会议口译教学单位”称号；2007年该院成为我国首批能兼招培养笔译与口译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高等学院，此后又成功获得博士点。
新时代以来，上外以“多语种+”的新理念、新方法，热情地翻译、阐释、宣传和传播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科学体系，组织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等多部著作的多国语言版本外译，并通过各个研究中心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多语种网站，把中国在治国理政和改革发展方面的经验，全面、准确地传播出去，向世界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力量，充分展现当代上外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传播方面的传承与使命。
“诠释世界，成就未来”，上外人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继续努力奋斗，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