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人生
口述人：潘再平
采访整理：田力娜、刘健、金淑琴、蔡笑男
采访时间：2019年5月
采访地点：上海市宝山区潘再平寓所
潘再平，男，1937年6月出生于浙江温州，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退休教授。1955--1957年就读于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俄语专业，1957年开始留本校转学德语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精读课、语法专题、词典学引论、词汇学专题、报刊选读等课程教学和长期从事词典编写工作。1984--1985年、1993--1995年和1998--1999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词典学家E·威刚特教授和杜登系列词典主编G·德罗斯多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写工作。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中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委高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受聘担任深圳快易典电子辞典研究中心德语首席顾问。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主持出版《德汉词典》、主编出版《新德汉词典》等多部德语工具书。其他作品除在国内外发表的有关词典学的论文外，有德国古典名著《痴儿西木传》、德国近代著名剧本《青春的觉醒》、德国重要作家H·伯尔的小说《莱尼和他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G·格拉斯的小说《鲽鱼》（选译）以及阿登纳、施特劳斯等德国政治家的回忆录（合译）等译作。
2001.5 友爱娣，时年93岁
德语系初创时期的德语教师友爱娣教授
载1985/2 《莱茵-涅卡》报
与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系主任、著名词典学家Herbert E. Wiegand教授讨论词典学问题。这是潘再平1984年在海德堡大学的工作情况。
1990年6月瑞士伯尔尼大学副校长Klaus Wegenast教授亲自陪同我们访问苏黎世大学和巴塞尔大学，左一为时任上外党委书记
在我校与海德堡大学校级关系建立十周年之际，副校长耿龙明教授和张胡孟浩教授率我校代表团于1995年9月1日至7日应邀访问海大，共同举行庆祝活动，并签署年度校级合作协议。海德堡《莱茵·涅卡》报和《大学镜报》都就此进行了报道。图中左起：海大汉学系教授为格林教授，副校长耿龙明教授，海德堡大学校长P.乌尔默教授，前校长胡孟浩教授，驻德大使馆参赞郑积耀教授，德语系主任潘再平教授。
访谈实录（上）
采访者：潘老师，您好！您所编纂的《德汉词典》可谓是为中国德语词典研究和教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请问您当时编纂这本词典的初衷是什么？大致过程是怎样的？
潘再平：一是当时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机遇。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教学工作停止了，这为我们提供了编写词典所必需的充分时间和随意调配人员以组织编写班子的前提。二是出于当时社会的需求。我们的词典编纂工作开始于1972年初，我们五六十年代学德语时，没有一本像样的、较为实用的德汉词典，有的只是一本我们称之为“老标准”的，即编纂于解放前，出版于解放初的《德华标准大辞典》。这本词典在收词、释义、设例、各种注释等方面都已显陈旧，且中文部分使用的是古文。虽然后来广州外国语学院也出了一本词典，叫《简明德汉词典》，但这两本词典都不能适应和满足我们当时学习德语和实际应用德语的需要。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也需要一部大型的、现代的、综合性的德汉语言工具书。为此，我们在1972年初向北京商务印书馆提议，是不是可以编一本规模较大的现代德汉词典。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是著名语言学家陈原。他很支持，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当时的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也非常支持和鼓励这个提议。我们当时得到回音说，北京大学也有这样的想法，你们两校是不是可以合作？那当然好了。于是我们首先跟北大互相交流，交换意见，然后定了个时间，我们去了北京。我们两校部分成员碰面以后，由商务印书馆主持，开始讨论，陈翰伯同志还委派陈原及一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亲临指导。
经过讨论，我们初步构建出一个框架，粗略构想出要编一个怎样的词典：需要编写的应是一部较大型的、综合性的德汉语文词典，除全面收录德语通用词语外，为适应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应收录各领域的重要科技词目，总收词约8万5千个，这与当时东西德出版的十来种主要语文词典相比较，已属准大型的了。在编写人员方面，我们为了弥补文科大学编者在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我们又选择上海同济大学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于是就形成了上外、北大、同济三校合编德汉词典的格局。从此就开始了（尤其是在编写初期）京沪两地编写人员“互访”的编写形式。北大老师择期到上海来，我们也每隔一段时间联合同济一起到北大，进行业务上的交流。但多数时间是北大和同济的编写人员集中在上外进行集体编写工作。
一部大型综合性双语语文词典，包含着多种不同的字体、符号和标志，不同词类的词条各有不同的编写格式，许多译语及注释行文也应有规范的行文定式，这许多复杂的现象，需要有一个成文的规范即编写体例予以统一，否则一部词典就会变成一堆五花八门的大杂烩。对于一部大型双语词典来说，制定体例系统应该是一桩十分纷繁的工作，这个体例系统既要科学合理，能把整部词典整合成一个严密统一的整体，又能使读者易于鉴别和明了词典中各不同项目的不同功能和词典的整体结构，以达到快易检索的目的。词典的体例系统应该是在编写工作开始之前就已经大体形成的，以后随着编写工作的进展，再作不断的修订和补充，直至达到完善的程度而最终成为定稿。几年下来，光是体例，我就写了很多版本，一个个不同的版本，就是不断地补充、改进和完善的过程，最后才形成一个统一的体例。
在编写的初期，为了积累第一手的德语语言资料，作为今后词例的备选语料，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集中在学校图书馆，分工阅读各种德语书刊。我校图书馆当时已拥有比较丰富的德语报纸和期刊，我们就分工阅读诸如德国《世界报》（Die Welt）、《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明镜周刊》（Der Spiegel）、《明星周刊》（Stern）等，摘录其中我们认为有用的语句。为了当时强调的“突出政治和思想性”，我们还曾分工阅读马恩的原著，甚至也阅读列宁、斯大林及毛主席著作的德文译本。当然，由于我们当时缺乏编写词典的经验和对外—汉双语词典特征的正确认识，片面地为突出政治而选用革命领袖的翻译成德文的语录作为词例是不合适的。这部分工作后来成了我们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
由于我们当时都是首次接触词典编写工作，缺乏经验是我们的最大短处。我们必须得到辞书界老前辈的有益指导和建议。为此，我们在着手词典工作之初，带着问题去拜访了一些有名望的辞典出版界的学者，其中例如有前面提到的《德华标准大辞典》的发起人、原《申报》社总编辑马萌良先生，《德华标准大辞典》的编者、原同济大学副校长吴之翰教授和原上海机械学院副院长戴鸣钟教授等。他们听说我们要编纂德汉词典，都非常高兴，鼓励我们赶快把词典搞出来。马萌良先生还特别关心我们的编写工作和进程，还曾以时年70多岁的高龄亲临我们词典编写组观摩指导，关怀之情令我们十分感动。吴之翰教授则接受我们的邀请，作为同济大学的一员直接加入了我们的编写团队。
1975年5月底到6月初，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联合召开了一个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这是我国词典出版事业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代表德汉词典编写组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正式把我们的德汉词典列为国家重点出版项目，把出版单位，从原定的商务印书馆划归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成立上海译文出版社后，又被划归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次广州会议上，还明确由上外、北大、同济三校联合编写《德汉词典》，并确定由上外负责组织领导工作。我们把这些重大的事情一并写进了后来出版的词典前言里。在编者的排名方面，我们主动将上外放在最后，因为我们是组织领导单位，排名放在最后也是应该的。总的来说，我们的词典编纂工作自这次“广州座谈会”之后，就蓬勃开展起来了。
关于词典编写工作的科研报告会（1976年）
我们编写词典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读者，因此，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词典，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当时有一种呼声，要求我们“开门编词典”，实际上就是叫我们不要闭门造车，要花一定时间走出去，听取词典使用者的意见。实际上，我们当时在编写过程中，已经引起了社会上不少人的关心。我本人就收到过不少读者的来信，有的询问词典何时能出版？有的则误以为词典已经出版，问为什么书店里买不到？社会上的关心，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也坚定了我们走出去征求意见，“开门编词典”的决心。从1976年上半年开始，我们带着编写大纲和部分词条样稿，首先以本校本专业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为对象，以座谈会的形式，征求和听取他们的意见，北大和同济的同事也分别在他们各自的学校内进行相应的座谈会。然后，在总结了这些座谈会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又做了半年多的准备工作，选择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词目，将它们制成征求意见稿，向全国约200个有关高校、企业和科研单位及个人寄发，以征求书面意见。然后，于1978年2月，我和译文出版社的丁申宽同志（时任本词典的责任编辑）分别代表词典编写组和出版单位，出差广州、重庆、武汉和西安等城市，向有关高校、企业和科研单位的人员以座谈会的形式，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回收了他们大量的书面反馈意见。此外，我们在“开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一些人才（例如中山大学的章鹏高和川外的朱雁冰等），在征得他们本人及他们所属单位的同意后，他们都被吸收进了我们的编写团队。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曾考虑在词典成书后，利用本词典的德—汉对应语言资料，将其从德语查阅汉语的德—汉功能，颠倒过来，使其也具有汉—德功能，也就是说，使德汉词典也兼具汉德词典的功能。为此，就需要编写一本“德汉词典中文索引”。为实现这一设想，我们在《德汉词典》出版后，即组织译文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编写完成了《德汉词典中文索引》，于1978年8月出版，可与《德汉词典》配套使用。该《索引》共收汉语单字4200个，复词（包括各种派生词）10万个，凡《德汉词典》所有条目中的德语单词及主要词组的中文译词、译语，均已包罗在内，读者依据《索引》内中文的右边所标明的“页、栏、行”数码，即可从《德汉词典》中查到对应的德语表达，很好地起到了汉德词典的作用。